2024年伊始,法国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书——《西方的失败》,其作者伊曼纽尔·托德专注于人口与历史研究。这本书触动了欧洲人最敏感的神经,直接指出他们所无法忍受的并非自身的失败,而是看着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落后。这一论点让书籍一经发布便跻身畅销榜,随之推出了德语版和意大利版,引发了欧洲媒体书评领域的激烈讨论,不乏对托德的抨击与赞誉。无论褒贬,显然这一话题的引爆表明其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

西方媒体揭示:美国败给中国,比失败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

西方几百年来的全球主导地位,除了依赖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力量,还在于他们涂抹出来的一整套“解释世界的标准答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诸如理性、科学、个人自由、代议制民主及自由市场等理念,被统一打包为一剂“通用药方”,标榜为“现代化的唯一正确路径”。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给予了这一说法支持,暗示别的文明将无法复制这一成功模式。

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盛行“现代化理论”,罗斯托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宣称人类发展是一条“单行道”,所有国家都需追随西方的脚步。苏联解体后,福山更是提出“历史终结论”,将西方的自信推向巅峰。这一叙述自有其铁证,确实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没有全面西化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现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韩国与新加坡的崛起皆得益于西方的影响,连苏联的工业化也是在西方的经济思想框架下进行的。

然而,中国却成功地打破了这一模式。没有实行多党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甚至没有照搬美国的“共识”,且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在短短40多年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快且规模最大的工业化,使八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用“存在性的”这个词形容西方所面临的冲击,强调西方对自己固有的“底层逻辑”产生了怀疑,且这种怀疑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如果未来全球领导权真的从美国转移至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或许西方的内心创伤会小一些。然而,中国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及哲学传统,成功的道路也与西方迥异。在历史上,类似的案例虽屡见不鲜,但结局往往都是惨痛的。

回顾历史,1956年英国首相艾登在发动战争时,是对全球局势有清晰认识的,但正因为过于清醒,他的恐惧与焦虑反而导致了最愚蠢的决策。他所面临的压力并不是能否战胜埃及的纳赛尔,而是想要通过武力再次证明“日不落帝国”的存在。然而,结果却是艾森豪威尔的威胁迅速逼退英法联军,艾登最终辞职,英国再也未能以独立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今日的美国与当年英国的情况大相径庭。2025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令全球主要贸易伙伴蒙受重创,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无差异。拜登在四年的执政中,不仅未取消特朗普的关税,反而在多项领域加大了对中国的封锁力度。这表明,对华强硬并非某一总统的个人偏好,而是美国在面对相对衰落时产生的“结构性应激反应”。

即便如此,尽管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压力,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却在2024年逼近万亿美元,且顺差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服装鞋帽及组装电子产品的出口,如今引领增长的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与光伏产品,这展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真正实现了飞跃。

2023年8月,华为发布的Mate60 Pro采用了国产麒麟9000s芯片,这标志着美国长达三年的芯片禁令宣告失效;2025年1月,深圳DeepSeek发布的大语言模型在多项测试中甚至超越了美国的顶尖产品,显示出如果缺乏高端芯片的情况下,中国依然能通过算法和架构创新找到替代路径,从而否定了“卡脖子”的战略逻辑。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在2024年的销量超过427万辆,横扫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在东南亚、中东与欧洲市场扩张。小米汽车在三年内完成了订单超产能,宁德时代则在动力电池装机量上位居全球第一。相较之下,美国的电动车企业却面临着巨额亏损,显示出在供应链及制造能力等领域的全面落后。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实地考察中国后的文字中流露出震惊,称“美国没赢”。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也公开认为,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已失败,继续这种做法只会加速自身战略的透支。尽管这些声音在美国仍属少数派,但现实是多数人不愿面对的真相。

俄乌冲突后,欧洲对美的安全依赖加深,尽管北约的凝聚力短期上升,但诸如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却毫无减弱。欧盟在2023年尝试提出“去风险”框架,力求在美国要求的“脱钩”与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但这一目标正变得愈加困难。

美国不断对欧洲施压,要求其同步实施芯片管制及投资审查,然而德国的工业界却极力抵制任何可能危害与中国贸易的政策。马克龙访华后更是强调,欧洲不应在台海局势中成为美国的附庸。许多欧洲精英依然活在认知惯性中,认为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是理所当然的,而中国的崛起则被视为“异常现象”,相信通过关税、技术封锁与价值观联盟就能“修正”这一局面。

然而,关键所在,是他们将深层次的历史趋势视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政策问题——关税无法阻挡中国的工业化,芯片禁令并不能窒息中国工程师的创造力,价值观联盟无法阻止全球南方国家的“脚票”选择。西方面对的并非单一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叙事危机。这一危机的不同方面从贸易数据、技术竞赛到全球南方的选择,皆在传达着中国在赢,而昔日许诺的中产阶级生活改善如今也因通胀和去工业化的现实而看似空洞。

西方媒体揭示:美国败给中国,比失败本身更让人难以接受

因此,自2025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动荡令人忧心,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美国投放的军事、外交与财政资源将不可避免地从对华的竞争与国内产业重建中抽调。简单来说,“战略透支”意味着每一笔花费、每一份关注都是对未来竞争力的预支。而中国则能在保持自己的步伐,不被中东局势所牵绊,专心致志于技术创新、扩展市场,实现持久发展。